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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1日周五的晚上，收到了一位久未商酌的一又友的微信，是转发蒋超良被查的官宣音书。

　　这位一又友是前交通银行中层，上一次商酌，还是是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我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编委摊派财经新闻，他在交行公关部门任职。有天早上，他打回电话，说严重抗议。蓝本是一财一篇报谈中说起“四大行”如怎样何，交行如怎样何。他说，应该并称“五大行”如怎样何。

　　“四大行”是早已有之的叫法，“五大行”的说法也不为无据，自后又有了“六大行”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是怎样出现的，该以谁为准呢？

　　这件事，跟前交行董事长蒋超良还颇有联系。本文不触及这次蒋超良被查事由，仅回首其任职交行时间的一些旧事。

　　蒋超良与交行“升咖”

　　中国的银行，除了手脚中央银行的中国东谈主民银行除外，分为政策性银行与交易银行。前者如国开行（后升级为斥地性金融）、相差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后者一般分如下几类：国有（大型）交易银行，（世界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外资（法东谈主）银行，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农信社等。

　　这些说法更多是沿袭成习，比如浦发银行既是国有控股又是交易银行，但一般不会被称为国有交易银行；而很多大行和城商行改制后亦然股份制了，但都不会被归于股份制银行之属。

　　其中，国有（大型）交易银行，最早特指工、农、中、建四家，“四大行”由此而来；自后，交行也加入此行列，于是有了“五大行”之称。再自后，邮储银行完成交易化转型和股改上市，加入国有（大型）交易银行之列，“六大行”出炉并延用于今。

　　交行置身大行之列，有一个进程。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领先是为了赎回京汉铁路等实业而成立的，属于官商合办，总部最早在北京，后随步地变化先后迁上海、重庆。还有一个分支，迁到了台湾，自后整兼并入兆丰银行。

　　目下的交行试验是1987年再行组建而成，其时是手脚股份制银行的试点，以区别于工农中建这四家国有独资银行。其总部在上海，亦与“四大行”有别。那时候，交行乐于强调其股份制银行的身份，显得更为市集化。

　　当冉冉有了招行、浦发、民生、中信等股份制银行后，交行的地位变得有些好意思妙。其钞票范畴恰公正于“四大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之间，跟高下都隔着一段距离；其政事地位亦然。

　　2003年银监会成立，分设监管一二三四部，一部管国有大行，二部管股份制银行。交行其时归口二部，仍属股份制银行。

　　2004年，蒋超良以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肩负起交行改制上市之责。交行的上市，亦是为“四大行”上市试点铺路。其时，决议层培植了国有大行纠正念念路，但对“四大行”径直上市若干有些挂牵。

　　从蒋超良的行政级别来看，此时交行已是副部级，跟“四大行”一样；但蒋在湖北副省长之前是央行行长助理，而“四大行”一霸手多由央行副行长出任，其间仍有好意思妙差异。何况“四大行”董事长一般都是候补中委，而蒋超良其时不是。

　　伴跟着蒋超良到交行，2004年下半年，交行通盘体系启动了“行政化升级”。以前交通银行昆明分行源流更名为交通银行云南分行，并阐述云南分行行长为正厅级，与“四大行”省分行行长级别同样。

　　银行的分行建立，“四大行”都是按行政区域设省分行的——中行偶有例外，比如山东的省分行曾永劫辰设在青岛。股份制银行更多是依据经济区域来布局，其分行定名多给与城市称号，尤其是省会城市定名的分行，频繁承担着省分行的职责。交行从分行层面行政化升级，进一步向国有大行看皆。

　　2006年，交行从银监会监管二部调至监管一部，其地位亦随之变为国有（大型）交易银行。自此，交行“升咖”告捷，“五大行”的说法开动流传。不错说，蒋超良是交行置身“五大行”的关节东谈主物。

　　这次监管类别调度有其深意。其时，国有交易银行改制上市程度成功，外资银行纷繁参股中国的交易银行，乃至成为一些股权较为漫步的银行的第二大推动。如汇丰手脚交行的战投，一度合手股19.9%，使得财政部迅速通过国有股权划拨等表情增合手交行，拉大与汇丰的股比差距。浦发也有访佛情形。

　　从更为宏不雅的配景来看，跟着银行纠正的深化，其时国有股权在通盘银行体系中的比重是合手续着落的。增合手交行，将之归为国有大行，意在保管国资对通盘银行体系的放置力。在外资法东谈主银行开闸之后，这个任务变得更为病笃了。

　　自蒋超良开动，交行指引东谈主也插足了金融层面指引东谈主的交替序列。这是中国金融行业的一个老例：央行副行长出任国有大行董事长，国有大行董事长出任其时的银证险“三会”主席，国有大行董事长、行长彼此换岗······

　　比如蒋超良自后从交行董事长转任国开行行长、农行董事长；时任交行行长展开国到建行当行长；时任工行副行长牛锡明调任交行行长。2012年，时任交行董事长胡怀邦成为候补中委；次年，胡怀邦调任国开行董事长。这种交替不错视为对交行在国有大行体系内地位的一种阐述。

　　交行曾是国有大行股改上市的“探路前卫”

　　“升咖”的背后，是交行在国有交易银行股改上市中所起到的“巡视田”作用。

　　2006年，我曾手脚《财经》杂志上海站细致东谈主，两次与共事专访时任交行董事长蒋超良。

　　其时，交行在不到两年间完成财务重组、战术引资、赴港上市一系列紧要龙套，成为国有大行股改上市的“探路前卫”。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银行一度靠近严峻地方，致使有“时间性歇业”之忧。为了化解危急，政府选拔一系列紧要纠正门径。2004年6月，交行在国有银行中率先实施财务重组，通过增资扩股、鸠集措置不良钞票等表情优化成本结构。交行的财务重组格式（如引入社保基金入股、刊行次级债等）成为其他国有银行纠正的参考模板。

　　2004年8月，交行与汇丰银行签署战术勾搭左券，成为首家引入境外战术投资者的国有大行。汇丰以17.47亿好意思元购入交行19.9%股权，创下其时外资对中资银行单笔投资记载。

　　2005年6月，交行率先登陆香港联交所，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内地交易银行。业界大批合计，交行的告捷增强了决议层对全面履行国有银行纠正的信心。其刊行订价、投资者交流、公司治理等教育为后续中行、建行等国有大行上市提供了病笃鉴戒。

　　2006年6月9日，在上海交银大厦，蒋超良采纳咱们的专访，通至好行告捷赴港上市一年来的念念考与尽力。

　　彼时的蒋超良粗莽好坏，骨鲠在喉。他说，上市路演时曾被问到，既是党委通知又是董事会主席，是否 “脚色多元化”，有无冲突？“我的回报是莫得冲突。咱们党委会代表大推动利益，向董事会建议建议 。”

　　蒋超良说，在国有控股企业中确立党委，是中国公司治理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咱们策画的公司治理架构中，推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档经管层、党委会打得火热。”他同期强调，党委会的运作与阐发作用，必须在法律框架内，不成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包括不成防碍公司规章；党委会不烦闷指标、也不参与指标。

　　他合计，公司治理中党委阐发作用有海外前例，如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淡马锡在内，其在朝党东谈主民行动党设有相关机构。

　　咱们的报谈《交行破茧中》发表后，我与上海腹地金融高层东谈主士交流时，对方主动说起蒋超良的专访，说对于中国式治理结构那部分令其印象潜入。

　　其时，业界与学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一些争议。金融圈高层其实更流行“喝红酒，讲英语”，对海外上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范例奉为程序，对中国特色的意志还处于探索阶段。蒋超良的刚毅立场与昭彰证明，照实引东谈主贵重。

　　2006年9月，交行再一次成为国有交易银行纠正中的亮点，我也因此再度与《财经》杂志共事一皆专访蒋超良。

　　此前，交行行长展开国调任建行行长，蒋超良戮力主义，新行长由交行里面遴择产生。

　　这次交行遴择行长并未设候选东谈主；凡部门应用、分行行长以上司别者均有被保举经验，只原则性列有几个条目，包括年纪、学识水平、经管教育、谈德操守等，提名范畴致使不限于交行里面。交行里面遂戏称之为“海选”。

　　8月上旬，交行30多个分行行长与数十位部门应用皆聚上海交银大厦，共约80东谈主参加了这次保举。保举表情为无记名投票，一东谈主一票。

　　其时，国有大行的东谈主事变动多由行政力量主导，因此，交行此番“选秀”从一开动便备受刺目。对此，蒋超良反复强调，手脚H股上市公司，交行所有这个词的材干要适应法律。“有鉴于此，交行按公司治理的一般旨趣行事，由董事会选聘行长。”

　　遴择完结后，蒋超良称其坐窝与汇金、社保、汇丰等推动进行了交流。概括多方宗旨后，确定了李军手脚候选东谈主，提交董事会评估。李军临了告捷当选，成为国有大行中有数的通过里面“海选”产生的行长。这一作念法，无疑值得在国有银行发展史上记上一笔。

　　借着了解新行长的契机，我向交行里面多位中高层侧面了解蒋超良本东谈主的性格特色与职责立场。敬业与强势是高频的评价，“随机本性很大”，“月旦起东谈主来很严厉”······与业界流传的“荼毒”一线之隔。问及本东谈主，他并未否定，而是强调都是为了职责。

　　从履历看，他以前手脚中国东谈主民银行派往广东的“救火队长”，主导处理广东海外信赖投资公司歇业案；到交行细致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探路，所靠近的均为复杂地方，其强势立场筹办亦然被委以重担的原因之一。

　　离开交行之后的蒋超良一度宦途顺畅，屡获进步，但在湖北省委通知任上遭受新冠疫情。疫情的发展跳跃所有这个词东谈主瞻望，也中断了其高涨势头。

　　如今，蒋超良涉嫌严重违法非法的音书传来开yun体育网，但确定尚未露馅，尚不知与其交行旧事是否相关。在恭候拜访成果的进程中，这一事件也再次彰显了党和国度坚决打击失足的决心与力度，不管何东谈主、身处何位，惟有触碰法律红线，都将受到严肃查处。